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历史简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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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一般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齐桓公与葵丘之会：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东北）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会上订立盟约，规定同盟之国要言归于好，还不要乱筑堤防，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擅自封邑给卿大夫而不报告天子，史称“葵丘之会”。从此，齐桓公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史称“齐桓公始霸”。

城濮之战与践土之盟：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主动退军“三舍”，至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天子派代表参加了会盟。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史称“践土之盟”。

楚庄王问鼎：楚庄王时，孙叔敖为宰，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强大。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说明他有代周的野心。

郩之战：公元前627年，秦袭郑，在回军至肴（今陕西潼关东）时，为晋军截击，秦军的三个将军被俘，全军覆灭，史称“肴之战”。

弭兵之会：春秋中期，晋、楚争霸，祸及郑、宋等小国，小国普遍厌战，而晋、楚也疲于攻战，也想暂时休战，这是“弭兵”运动的背景。弭兵之会是由宋大夫向戎倡议的。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滕、邾共十四诸侯会于宋，决定以晋、楚两大国为盟主，除齐、秦不作为从属国看待外，其他从属于晋、楚的国家要互朝晋、楚，承担晋、楚两国给予的义务，史称“弭兵之会”。弭兵之会是在晋、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产生的，会盟后，晋、楚四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对于发展经济、安定生活有很大好处。

2? 战国七雄

经过春秋时期的长期战争，到战国时形成了齐、魏、赵、韩、秦、楚、燕七国争雄的局面，七个诸侯国国势加强，兼并战争加剧，被称为战国七雄。

3? 春秋与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区别

武器的进步：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与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相比，军队使用的武器有所进步。春秋时期的兵器多是铜制的，主要有矛、剑、戈、弓矢等，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由铜制改为铁制，比以前更加锋利和坚韧。同时，一些大型兵器如用机械力量放射的弩机等比以前更加广泛。

兵种的变化：西周春秋时期的主要兵种是战车部队，作战方式主要是列阵作战。战国时期的兵种则有步兵、骑兵和车兵，步兵、骑兵较之车兵轻捷灵活，作战方式也由列阵而战改变为争夺战和运动战。由于武器的先进和军队数量的增加，攻城战和大规模野外作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兼并战争的性质：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各霸主以扩大势力范围及掠夺土地、人口、财富为目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统一战争的性质。

4? 魏国经略中原

魏国是变法最早的国家，封建政权建立较早，社会改革进行较快，所以魏国的经济力量日益雄厚，成为战国初期实力最强的国家。

桂陵之战：魏国自恃强大，不断进攻韩、赵，三国联盟破裂。公元前354年，魏攻赵，齐国出兵相救，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孙膑是著名的军事家，他与田忌谋略，西攻魏国，魏军在桂陵遭到齐军阻截，大败，主将庞涓被擒。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称于世的“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齐国又出兵相救，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涓迎击齐军，齐军用孙膑之计，诈败，魏军紧追，追至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中齐军埋伏。魏军大乱，死者无数。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徐州相王”：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逐渐失去了雄居东方的地位，公元前361年魏国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积极寻求同盟者共同对付秦国。在此种情况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相互尊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5? “合纵”与“连横”

所谓“合纵”，就是关东各国为了抗拒秦国，组成军事联盟；秦为了拆散各国的联合，破坏“合纵”，以便于各个击破，就在关东积极争取与国，称为“连横”。由于各国的矛盾错综复杂，合纵和连横并不十分稳固。公元前298年，齐与韩、魏合纵攻秦，一直攻入函谷关，相持三年，迫使秦国割地求和，韩、魏收回了被秦侵占的一部分领土，齐在东方声威大震。

6? 乐毅伐齐

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军在燕将乐毅的指挥下，在济西大败齐军，乐毅指挥燕军攻入齐都临淄，连下七十余城，史称“乐毅伐齐”。后来齐人田单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才使齐国转危为安，但齐国已无力与秦国相抗衡。

7? 秦“远交近攻”

赵国经过武灵王的改革，成为北方大国，由于齐、楚等国的衰弱，赵国成为唯一能够勉强与秦相抗衡的国家。秦昭王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方面拉拢东方的齐、楚，一方面积极地对外用兵，不断侵占邻国的土地。

8?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韩国，韩向赵求救，赵派大将廉颇率兵进驻长平，廉颇采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的策略，秦军久攻不下，两军相持一年多。公元前260年，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改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只知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他一到长平，就改守为攻，向秦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败后退，另设两支奇兵包抄赵军后路，赵括被乱箭射死，赵军40余万被俘，白起将其全部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9? 秦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

公元前238年，秦王亲政后，幽禁太后，罢免吕不韦，以尉缭、李斯为辅，秦国为之一振。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韩亡。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军攻赵，次年赵王被俘，赵公子嘉自立为王。公元前222年，代王嘉为秦将王贲所俘，赵亡。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王未遂，秦遂起兵攻燕。次年下燕都蓟城，燕王喜逃到辽东，杀太子丹求和。公元前222年与代王嘉同时被俘，燕亡。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水灌大梁，魏王嘉出降，魏亡。公元前224年，秦王派王翦率军60万伐楚，次年，俘楚王负刍，平定楚地。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齐，俘齐王建，齐亡。至此，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秦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①从经济上讲，秦统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割据的状态下，各国关卡林立，强征勒索，给交通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战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强烈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②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西周灭亡以后，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长期的割据混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人们强烈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前景，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③从民族关系上讲，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

④秦国的强大决定了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彻底，“军功爵”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奖励农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严密的吏治和法制提高了工作效率。与秦相反，东方六国变法不彻底，内部又纷争不已，国力一再削弱，由秦国完成统一也就成为必然。

⑤秦王嬴政在统一过程中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除掉了吕不韦、嫪毐、太后集团，有利于政令的统一，注重网罗人才，任用尉缭、李斯、王翦、王绾、蒙恬等人，各尽其用；在军事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政策，逐步瓦解六国。秦王政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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